洞口石碑

刻于中国明国二十四（1935）年九月谷旦，记载了民国年间云水洞入口修缮的事迹。

沈阳王树翰撰文，辽中王树常书丹。

旧京西有上方山，在禹贡冀州之城。峰峦起伏，千态万状，由中条山麓蜿蜒而来，即辽史所称所称之六聘山也。山间诸洞环列，如蜂房然。朝晖夕岚，引人眺览。而灵秀之气，郁郁葱葱，超越诸洞者，则以云水洞为最。兹洞之胜概，载诸房山县及上方山各志，极词人骚客之笔，歌咏有不能尽者。窈而深，曲而奥，殊形意观，宛若图画。其折处若弓之弯，其圆处若月之满。慧中秀外，深藏若虚。大含细入，穷揽之而有余，蕴此洞之灿著状态也。洞之内，景物综错，曲肖物形，坤维（西南）效灵，无幽不显。有铿然若钟声者，有镗然若鼓声者；有雄武若伏虎者，有蹲峙若巨象者。时而天籁移情，金石之韵迭奏；时而斑斓变色，山泽之秀毕呈。云橘波诡，莫能形容。骇目惊心，难以名状。此洞之蕴蓄景物也，然此不过举其大端。若欲将洞之奇形异迹一一而列举之，则实有不能殚述者矣。是洞之幽奇深邃，无美不备，宜乎游人接踵，诧为北地之大观矣。惟以如是之胜地，而游斯洞者往往以洞口狭隘，不能容身，佝偻匍匐，穷气尽力而始入，甚至于神沮气郁，眸晕交作。其少恢者则退然，色沮并欲进而终止者有之。是亦天然之缺陷，而美哉犹有憾也。余于同人等共游，兹山引为恨事。爰于兜率寺僧共议，将洞口之极狭处施以人工廓而大之，既于风景无纤毫阙损，而游览者亦将称快，讵非计之善者？寺僧韪斯议。于是鸠工集赀，促成其事。自兴工以至竣事，仅两阅月，而洞口恢拓，遽然改观，往来游人无不交口称赞。是昔之视为艰阻，而惨懦不敢前者，一转移间，皆视为坦途而欣然有喜色。同人以斯事作始虽简，关系较钜，山灵有知，当亦默然相契于冥冥之中矣。爰镌石而为之记。

中华民国二十四（1935）年九月谷旦

大悲佛母

云水洞内摩崖高浮雕接引佛（阿弥陀佛）像为辽代所造，这是上方山现存最早的佛教遗迹。这尊辽代佛像位于云水洞口内30米，凿刻于东壁，高约2.5米，双膝间宽约1.5米，通体保存完好，双腿结跏跌坐，右手轻握拳举于胸前，结施无畏印，左手平放于双足之上，面相丰圆，有唐代造像流韵。可能是受到洞身狭窄的限制，此像略显扁平，比例稍欠匀称。此摩崖佛像左侧中下方镌刻造像题记，文曰：僧善伏做佛石匠吴世和誓造佛同见人僧法空距离此题记左侧下方约二米处，另有一条题记，文曰：安次县何永寿赵祈二人乾统六年三月五日据此确定，云水洞内由善伏、吴世和雕造的摩崖佛像，完成于乾统六年三月五日之前。此外，这尊佛像的左、右两侧还有元朝至元年间、明朝弘治年间、民国时期以及年代未明的题记多种。查《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359页，《大方等陀罗经》题记中有如下文字：“……乾统七年八月日造……故通理大师门资勘造经主讲律比丘善伏”。第362、364页的题记中，也有善伏的题名和祈愿文字。据此可知，云水洞造像功德主善伏，其师是辽代著名律宗大师、在大安年间大规模复兴《房山石经》勘造事业，为佛教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的通理大师。善伏本人也精通戒律，称“讲律比丘”，乾统年间他继承通理大师遗志，正在云居寺作为“勘造经主：主持校勘和刻造石经的事业。雕刻云水洞佛像的石匠吴世和，在《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493、495页也有题名，《房山石经》中的《王法正理论》和《广百论释》，就是经他之手刻成的。这位民间艺术家，不仅善刻字，而且能造像，云水洞中留下他的名字，这位在当时看来还是下层艺术家的劳绩得以彰显至今，使我们真切地了解到辽代北京地区石雕艺术的发展水平。 “同见人僧法空”，待考。同见人即是证人。在历代佛像的造像题记中，列有同见人的极少。善伏不仅在题记中特别表明”誓造佛“的严肃态度，而且请另一位僧人法空在场作见证，由此可见他是如何郑重地对待这尊佛像。辽代佛教极盛，刻经、建寺、造塔之风炽烈，工艺水平极高，遗存至今的辽代文物多为国宝。北京地区是辽代的经济文化中心，但迄今未见辽代摩崖造像。因此云水洞接引佛像的发现，填补了北京文化史的这一空白。尤其珍贵的是，云水洞摩崖佛像将云居寺、房山石经与上方山连接起来，为房山石经的研究工作提供了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