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的长河中，石碑、石刻是记载历史的重要载体之一。目前的最早的记载是北齐元年所撰的《百咏南禅师塔记》，所记的百咏南禅师赵广度，是北魏末年至北齐末年的禅宗高僧，是上方山有记载的第一位僧人。此次可考的实物中最早的是金贞元三年所立的八角石幢，名为《大兴府良乡县金山院比丘尼了性坟塔记》。晚至民国二十四年，王树翰在云水洞内所撰的摩崖石刻，名为《上方山云水洞展拓碑记》。至今，有详情书籍记载和实物可考共38篇碑文，在我们的寻找中有4块已经磨损至没有字迹的石碑。依旧完整矗立的石碑主要分布在题为“兜率禅林”的山门处，以及至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兜率寺处。其余零散在各个庵中，部分破损、被移动过的石碑多放置在舍利殿中。（下图为我们此次寻找的石碑分布，依据数量多少制作的热力图。）
明清以来，随着上方山旅游的兴起，上方山诗文蔚为大观，成为上方山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皇家贵族也常来上方山领略自然风光、一览佛家文化，在此题匾或立碑。如：永亨庵内的钦赐永慈寺护持碑，是明万历十四年，皇帝敕谕为宣扬慈圣皇太后命工刊印绩入藏经四十一函，并旧刻藏经六百三十七函，立下此碑。万历皇帝执政时年幼，慈圣皇太后总揽大权，由于她笃信佛教，一生为佛教作了许多功德。舍利殿曾受顺治、雍正、乾隆三位皇帝先后赐御匾。顺治皇帝首题“别有天地”，雍正皇帝继题“福”字，乾隆帝再题“慧海慈航”，可见舍利殿深得皇帝厚爱。现今通过碑文记载，还可以了解到大多数庙宇是由明代的宫廷太监和上文提及的慈圣皇太后建立。太监一直有着特殊的地位和身份，而在明代政体的漏隙下，大肆专权，牟取私利。由于他们今生无法享受自由和快乐，所以将希望寄托在来世，修建了很多寺庙来积累功德。
在历史的变迁中，很多寺庙禅院已成断壁残垣，而这些斑驳留有刻印的石碑成为我们追溯历史文化的重要途经。尘封已久的历史景象，通过文字在我们眼前逐渐显现其古老的色彩。上方山拥有着远古的地质风貌、隽秀的自然风光以及悠悠的历史文化，在这些各异的画卷中向世人真实地展现上方山历史文化和文化遗存的全貌。
